Simone恐怖主义的根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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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11”事件看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 “9·11”事件无疑是一个界定历史阶段的事件。在美国心理上所造成的震撼远远超过世贸大楼的倒塌和近4千人的死亡。这一天标志着两个不同体系的文明进入了惨烈的暴力冲突之中。 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可归纳如下： 1. 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冲突让位于种族的与宗教的以文化价值为分界线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孕育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 2. 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帝国，它的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弱小的不发达国家的不满与仇恨； 3. 西方文化价值与东方文化价值的冲突是造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催化剂； 4. 全球化使经济不发达的穆斯林国家愈益贫穷，伊斯兰恐怖主义是阿拉伯国家从石油聚敛的金钱与赤贫的政治与文化落后的穆斯林国家结合而生的怪胎； 5. 美国亲以色列的中东政策激发起阿拉伯国家的反美与反犹情绪，这种反美与反犹情绪在原教旨主义中找到了极端的反映； 6. 有些穆斯林国家教育极不发达，对青少年的教育大部分由宗教学校免费提供，而这种宗教学校正是灌输原教旨主义和圣战思想的基地，正是驱使穆斯林青年追从宗教狂热的基地。 美国无论是硬权力还是软权力都是世界第一，成为冷战后惟一的一个超级大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它面临的最大的战略问题是如何避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联合起来反对它。如德国杂志“Die Zeit”编辑Josef Joffe说的，美国现在与1871年统一后的俾斯麦的德国非常相似。美国的力量是史无前例的，是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与之匹敌。全世界花费在防务上的费用大约8千亿美元，而美国的防务支出就占3千8百亿美元，比全世界防务开支最多的14国的总和还更多。美国在武器技术方面远远超过它的盟国，因此它极易倾向于单边主义。 从实质上说，美国在许多方面的单边主义是由于其遍布全球的利益所驱使的。在美国看来，全球的安全就是美国帝国的安全。“西方正在、并将继续试图通过将自己的利益确定为‘世界共同体’的利益来保持其主导地位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单边主义的外交策略极易使美国成为众矢之的。单边主义使它得罪或失去盟友和朋友。同时，它在中东的单边主义使它招来阿拉伯世界的广泛的嫉恨。根据《国际先驱论坛报》与Pew研究中心在2001年11月12日至12月13日在世界范围内的调查，77%美国以外的人士认为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是单边主义的。就国际反恐斗争而言，美国需要建立最广泛的多层次的联合阵线，这也需要美国实行多边主义，更多地关注共识，更多地关注别国的利益。未来的反恐战争的一段时期将是中美改善关系的一个契机。 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曾经认为，历史上所有的帝国由于过度扩张而走向毁灭。对自身安全的过度关注，在军事上过度开支，是造成帝国灭亡的国内因素。日内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副院长Daniel Warner认为，美国目前正符合保罗·肯尼迪所描述的帝国走向衰亡的征象。美国的过度扩张也表现在目前的反恐战争中。首先，美国将打击对象从直接肇事者扩大到其“罪恶轴心”理论所涵盖的国家。其次，这场战争的打击目标在时空上是无限的，这是一场没有地理界限规范的、没有时间规范的战争。Daniel Warner认为，苏联因为过度扩张而走向了毁灭，而美国很可能步其后尘。 西方文化价值与东方文化价值的冲突是造成穆斯林恐怖主义的原因之一。无庸讳言，西方文化价值是人类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具有现代性的特点。一方面它是先进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又具有现代性的种种弊端与缺陷。 对于大部分经济十分落后、生产力极不发达、文化十分落后的东方穆斯林民族来说，西方的自由主义的文化价值无异于洪水猛兽。他们认为西方文化是物质主义的，腐败的，颓废的和不道德的，竭力抵制西方文化对穆斯林生活方式的影响。在美国社会中，离婚率高达50%。60年代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形成性解放浪潮。美国社会对性的公开性与容忍性，是传统的保守的东方文化所无法接受的。这与对性事讳莫如深的伊斯兰文化形成尖锐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无疑会被视为异端邪说。同样，70年代之后的女性主义的兴起，对伊斯兰文化也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在传统的伊斯兰文化中，妇女是没有地位的。在塔利班统治下，妇女的处境就是一个例证。美国竟然要掀起女性主义浪潮，全然属于大逆不道了。美国的个人主义超越了东方的家庭价值，只有6%的祖父母生活在孙子辈的家庭中。这在传统的重视家庭价值的东方文化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美国现代资本主义无节制的工业生产，对全球的气候以及大气的生物化学功能造成极大的破坏。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仅5%，却向大气释放25%的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人们对于以自然为代价的美国生活方式产生了疑惑。这一切，无疑在文化价值上使美国与阿拉伯世界产生了间离，成为少数恐怖主义分子实行恐怖手段的文化动力。正如塞缪尔·亨廷顿说的，“冷战的结束并未结束冲突，反而产生了基于文化的新认同以及不同文化集团（在最广的层面上是不同的文明）之间冲突的新模式。”“冷战结束后，文化取代了意识形态，成为吸引与排斥的磁石。” 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将其主要的矛头针对美国，是一种狂热的宗教冲动。它所指的是其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不管美国愿意与否，原教旨主义所发动的对美国的恐怖主义带有强烈的反基督教反犹太的宗教动机。例如，汉堡一家清真寺的阿訇在向“9·11”恐怖份子阿塔等布道时，就说过，“要割裂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喉咙。”广而言之，西方面临的是一个不同的文明 －— 伊斯兰文明，而伊斯兰文明面临的是一个无比强大的扩张的西方文明，特别是美国文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这两个文明不可避免地处于更加尖锐的冲突之中。这种冲突使伊斯兰文明产生一种深重的危机感。而冲突的结果之一是有些伊斯兰社会更加自我封闭，对现代性产生恐惧。一个是强者，一个是弱者，一个是先进的，一个是落后的，这决定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只能采取隐蔽的恐怖主义的手段。 全球化使有些穆斯林国家边缘化，个人与过去割离，反而趋向贫困，坠入社会经济阶梯的最底层。人口过剩，在财富与资源消费中的不均使世界上许多贫穷的人无法享受现代化的好处。其实，只有当所有的人都能享受人类文明的成果，人类创造带来的美好生活，否则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和一个国家会真正地繁荣，会真正地享受安全。真正的全球化应该是多元的，应该是一种全球民主，应该是平等的，在全球民主的框架下，各种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不分大小，都有存在的权利，有发展的权利。全球化意味着相互依存，相互需要。只有这种思想才有利于人类的共同生存。 美国与拉登的对立是世界上富有者与穷人之间冲突的反映。当人群和文化被窘迫得过于无奈，极端的思想在怪异的信仰驱使下就有可能应运而生。“基地”等极端组织的根源可以在全世界被遗弃和遗忘的人群中找到答案：民族分裂和人们被褫夺公权。在现代城市化运动中，发展中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从农村进入城市，成为城市贫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从2000年10月到2001年10月，全世界由于战争造成的难民数达1490万， 比2000年增加40万人。仍然羁留在本国内的难民数达2200万人。阿富汗和巴勒斯坦难民数分别达到400万，占全世界战争难民数一半以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正是在这块贫穷与落后的土地上生长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与Pew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52%非美国人士认为，美国政策造成世界上贫富的差距扩大，这是这些国家反对美国的主要因素。就恐怖主义的社会基础而言，财富的差距是造成恐怖主义的原因之一。 然而，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人认为国际恐怖主义与贫穷无关。如，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Alan Krueger认为，恐怖与贫困并无直接联系。他调查了Hezobollah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死亡的129名激进份子后发现，他们的经济水平都超过贫困线，都拥有中等或高等教育。他还发现在巴勒斯坦并不是贫困和未受教育的群体对以色列特别仇恨；而攻击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定居者却大部分是富有者。 对于从1966至1976年报载的属18个恐怖组织的350名恐怖分子的调查表明，2/3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在1980年，一位埃及社会科学家访问了关在狱中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发现他们都受过教育，在社会中属于上升的阶层。Daniel Pipes在《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中用证据表明中东的激进份子大多出身于中产家庭。 这是问题的一面。还有问题的另一面。即使Hezobollah激进份子是受过教育的，但他们的教育大多是在宗教学院中接受的，而这些宗教学院无异于恐怖训练营。如在巴基斯坦，贫困的孩子入宗教学校(madrashas)学习，这些学校提供免费的膳宿和书籍。正是这些学校培养了塔利班和圣战份子。 根据世界银行对1960年以后世界冲突的调查，如果经济发展，如果人口压力减少，如果10多岁的孩子有学可上，如果经济多元化，内战的可能性就减少，拉登之所以能在阿富汗生存，就因为混乱与无能的当局给他提供了极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就这一点而言，恐怖与贫困有关。 Krueger认为，因为经济原因，贫困的人最可能有犯普通罪的动机，而受教育的人最可能从事恐怖主义，因为他们拥有复杂的思想并形成政治激情。然而，为了减少这种针对美国的政治激情，至为重要的仍然是减少穆斯林国家国内社会不公正的现象，促进当地政府更为开明，更为公正，更为民主。美国要更为关注伊斯兰国家人民的福利。而这一切仍然与减少贫困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所以，为了减少国际恐怖主义，对贫困的穆斯林国家施以援助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美国在中东对以色列的支持，是造成阿拉伯人仇恨美国的主要原因。阿拉伯人仇视美国也不是自今日始。这种仇恨早就存在了，是根深蒂固的，特别在美国施行反恐战略后，以色列搭车，也展开了它的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反恐战争。这种以暴易暴的政策加剧了阿拉伯世界的反美与反犹情绪。例如，据《先驱论坛报》报道，美国对以色列在被占领区的军事行动的支持引发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对美国商品的抵制浪潮。通过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短信息号召抵制美货的组织大多是非政府组织，如学生团体，网上号召人们特别抵制麦当劳，星巴克和微软。《国际先驱论坛报》和Pew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表明，大部分美国以外的人士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对美国以色列政策的一个反动。在中东高达95%的人这么认为。 同时，美国国内犹太裔美国人对布什态度的改变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这一问题。在2000年大选时，80%的犹太裔选民选举戈尔，倾向于民主党。然而，经历了17个月之后，美国的犹太组织转向支持布什，正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Howard Kohr说的，这是因为“布什对以色列的深深的同情”。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是造成巴勒斯坦人，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感到屈辱与侮辱的根源。可以说，如果巴以之间不和解，未能找到双方和平共处的途径的话，如果以色列不退回到1967年6月4日以前的边界以内的话，那么反以色列的情绪，以及由这种情绪而衍生出来的对美国的仇恨，将延续下去，国际恐怖主义就不可能销声匿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成为一种反犹和反美的结合体，他们把以色列人与美国人都统称为“异教徒”，担心沙特的圣土被美国军人异教徒非神圣化，就可见其一斑了。正如“9·11”事件策划者之一Zacarias Moussaoui在自我辩护中表白的，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摧毁美国”。 有些穆斯林国家政教合一。阿拉伯人生活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受到宗教上层人士的管制。他们无法容忍自由精神，无法容忍不同的思想和人。知识缺乏与自由缺乏成为阿拉伯世界的痼疾。这样的闭关自守的文化环境是产生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温床，是培养追求殉道者道路的最佳环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Jessica Stern认为，恐怖主义领袖人物将宗教作为一种动员教民的手段，通过特殊的宗教语言来表述他们的政治与经济诉求。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追随者在精神上去进行一场“圣战”。他们运用宗教来传播他们的反美和反犹思想，鼓励追随者通过暴力去追求一种更高的宗教目标。而恐怖主义者之所以死命追随他们的思想有的是出于精神的、情绪的需要，有的则是由于赤贫，是出于经济的需求。他们相信，虽然他们在这个世界生活得很不如意，在自我爆炸之后，将在“下一个世界”中获得新生。对于“下一个世界”美好生活的憧憬是这些恐怖主义份子的最高的精神寄托和驱动力。这些人一般来说在这个世界的生活十分贫穷并没有希望。他们生长在一个充满暴力的环境中，是社会中被污辱与被损害的。精神创伤与被污辱的人生是驱使他们走向恐怖主义与暴力的精神原因。恐怖主义者往往以真主的名义行事，对于世俗的人道主义、女权主义和以个人自由为中心的西方价值观在世界上的传播感到恐惧，认为这是异教徒的势力在扩张，将危及他们根本的信仰。驱使恐怖主义分子进行圣战的原因在于他们所感到的无助感，他们在社会与生活中所受到的侮辱，他们的焦虑，他们对于前景的绝望。死亡成为他们在圣战中追求和崇拜的终极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在有些跨国的调查中，有恐怖主义信仰的人对本国政府比对美国更为不满。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形成有其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与文化的原因。因此，对付恐怖主义也应有政治的一手。由于恐怖主义没有国界，来去无踪，隐藏很深，混杂在一般民众之中，政治的一手就更为重要。英国上议院议员Shirley Williams认为，在“9·11”事件发生之后，有些人期望布什总统宣布这是一次对人类的犯罪，这样可以团结全人类进行一场文明框架内的一次战争，而不是一场文明之间的战争。然而，布什总统宣布恐怖主义的行为是一场战争行为，这样，这场反恐战争成了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反恐战争应该是两手的，单纯依靠军事手段将被证明是一场花费昂贵的灾难。美国如果将打击目标扩大到伊拉克，这更会激起阿拉伯青年的反美情绪，更会激起恐怖主义的政治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