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自我超越有形有相的东西终归于毁灭，要实现真正的不朽，就要超越自我这个有限的存在。中国先哲将“道”作为超越一切有形有相的东西的永恒存在。但这个“道”又不是不可捉摸、高高在上的上帝，它“有情有信”，就在万事万物之中。理想人格的获得就在于与“道”自觉、自然而然地合和。道虽“有情有信”，它又超言绝象。要与“道”冥合，就需要超越一切形体和自己的生命。只有这样才能在有限中达到无限，在现实中实现永恒。中国知识分子习惯于自我克制和自我提升，不在躯壳上起念，追求某种精神境界，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在现实中的体现与应用。自我实现中国先哲的目的是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道德人性，从中得到真正的精神享受，即所谓的“心中乐地”。这种实现完全是现世主义的，它主张在现世人生中实现最高理想，并不需要彼岸的永恒和幸福。因为永恒和幸福本来就在你的心中，随时可以实现和受用。中国人把“立德、立功、立言”定为人生“三不朽”，正体现了中国文化在价值取向上的现世特征。然而，也同样由于这种现世的自我实现导致了中国人的功利主义、家族主义和个人主义。同追求永恒的精神境界正好形成明显的反差。这说明，任何事物都是把“双刃剑”。这种着眼于现世的自我实现既解释了中国人易于满足不思进取、长期安于小农生活的弊病，也成就了中华民族勤劳忍耐的美德。中庸之道中庸作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执两用中，不走极端，如对圣人的描写，“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2）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不偏激，追求平和。最明显体现在中医对身体阴阳二气的调节上。（3）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至今仍有关于种小麦的农谚，“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4）允执其中，保持平衡。（5）有原则地折衷。中庸的思维方式在古代中国农业、医学、政治和人际关系之中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稳固了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缓和了阶级对立和贫富差距，协调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至今对世界仍有重大意义。直觉思维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并不怎么重视逻辑思维，而习惯于进行直觉体验。但这种直觉思维并不排斥理性思维，而是与理性思维交互为用，相辅相成，具有典型的混合思维（整体思维、系统思维）的特征。它目的在于把握对象的整体表象特征，其基本形式常常通过“顿悟”来表现。道家的“悟道”、儒家的“豁然贯通”、佛教的“立地成佛”，都是这种思维的具体运用。就思维的精确性来看，直觉思维是一种模糊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自然界或宇宙的本质，不可能通过推理或分析来把握，只能通过直觉来领悟。中国人的许多概念、命题歧义丛生，正是这种思维造成的。所谓的“天人合一”，所谓的心通万物，都是这种思维的必然结果。整体思维整体思维又称系统思维，它认为整体是由各个局部按照一定的秩序组织起来的，要求以整体和全面的视角把握对象的特征。中国古人的整体思维主要有以下特点，（1）它形成了八卦、六十四卦、五行生克等整体结构模式，这些模式反映了自然界乃至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的共同性。（2）宇宙整体和作为整体的具体事物具有统一的结构，遵从相同的演化法则，并由此导出天地一理、万物一马、宇宙全息的结论。整体思维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人素有的“大一统”思想，中医的“头痛医脚，脚痛医头”的整体疗法，以及中国文化偏重综合、弱于分析、概念的模糊性等都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意象思维意象思维方式亦称为象征，是用某种具体的形象的东西来说明某种抽象的观念或原则，是一种由具体到抽象的飞跃。中国传统的意象思维方式可分为三类：（1）符号意象思维，用某种符号来象征一些神秘的自然法则，如《易经》中的“---”“－”，各种道教、佛教的灵符。（2）玄想意象思维，用选择出的意象符号来象征事物本质或某种“形而上”的东西，如老子、庄子的“道”、玄学中的“无”“自然”，朱熹的“太极”“天理”等。（3）审美意象思维，通过塑造审美意象来达到某种带有文学艺术情趣的思想境界，如王维的诗、苏轼的词、中国的山水画等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中国传统意象思维的优点是富于灵感，带有跳跃性和创造性，但它的缺点是不够严密、精确，缺乏科学性。从这种思维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古人长于文学艺术的创造，而乏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很多人这样来解释这一问题；但是我仍然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一直是领先于世界的，这一点大约也没有人可以否认。所以，这一问题的答案或许并不在此）。物极必反中国人普遍认为，事物的运动变化，总是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如《易经》：“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老子》：“正复为奇，善复为妖。”那么，事物在什么地步才发生这种转变呢？那就是，无论任何事物，到了盈满或顶点时，便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自汉代《淮南子》明确提出“物极必反”的命题后，它便成了中国人的一个传统思维模式。这里的“极”，实际上是一种极限、顶点。之所以发生物极必反，是因为任何事物都包含有阴阳两个对立面，当一方势力上升，达到顶点时，便转而消退；另一方则相反，由消而长，这时就发生物极必反。循环变易中国古人认为，“物极必反”只是事物运动变化的一半路程。如果从事物的整个运动变化过程来说，则是一反一复、周而复始地循环运动的。老子一方面讲“道”生天地万物，同时又讲万物复归于“道”，整个宇宙都处在这个大循环之中。《易经》同样也倡导终则有始、反复其道的变化观。中国古人不但用这种循环往复的变化观解释万物，还用它来解释社会运动和朝代的兴替。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董仲舒的“三正三统”说，把中国的历史纳入一个永远的循环往复之中。以至于今天人们还常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皇帝轮流坐，今朝到我家”。万物一体中国先哲，无论儒家还是道家，他们追求的最高境界皆是“万物与我为一”。这个“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在儒家则表现为对万物的仁爱上，认为万物中的一草一木皆与我息息相关。在这种境界中，“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甚至认为虫鱼鸟兽皆有其存在的理由。在这里，已无主客之分，物我之别。人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人。自然界之所以“鸢飞鱼跃，一片生机，乃是因为在其中投射了人的仁爱胸怀，是主体体验的结果”。在道家则表现为“浑沌”，人与鸟兽同处，与万物并育，不知君子小人之分，亦不知牛马之别。一切皆按各自的本性发展，共同组成自然的整体。自然界之所以自由自在，一片生机，乃是人把自己那超越一切藩篱的精神体验投射到万物之中的结果。天人合一这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它具体表现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它认为人与天不是一种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而是处在一种部分与整体、扭曲与原貌或为学之初与最高境界的关系之中。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儒家、佛教、道家三家思想都主张“天人合一”。在儒家看来，“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人心中“天”赋“地”具有道德原则，这种“天人合一”乃是一种自然的但不自觉的合一。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禅宗看来，人性本身就是佛性，只缘迷于世俗的观念、欲望而不自觉，一旦觉悟到这些观念、欲望都不是真实的，真如本性自然显现，也就达到最后成佛的境界，因此，他们提出“烦恼即菩提，凡夫即佛”。真正达到觉悟后的境界是什么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仍有点像道家的一切顺应自然之意。故禅宗语录有言：“悟得来，担柴挑水，皆是妙道。”“禅便如这老牛，渴来喝水，饥来吃草。”在道家看来，“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庄子说：“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人本是合一的。但由于人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不协调。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绝圣弃智”，打碎这些加于人身的藩篱，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穷理尽性中国古代哲人几乎都讲穷理和尽性，但他们所穷的“理”却是人心中天赋的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所尽的“性”是具有人类社会涵义的“性”或行为准则。其实“理”和“性”应该是合二而一的。“理”是从外在或天的角度说，而“性”是从内在或人的角度讲。二者的结合则通过“命”，故《中庸》有言：“天命之谓性。”其实，这里的“命”就是个体的人的生命——人生的具体经验（经历），而非具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命运”“命数”。其实，“理”在本质上就是“礼”，是社会政治、伦理原则的总称和一切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关系。这种原则本来是人类社会长时期形成的。但先古哲人将之上升为宇宙自然的总原则，再通过“天命”的手段，把它内在于万物中成为万物个体的“性”。穷理尽性就是认识这种“天然的秩序”，并切身践履，达到与自身化而为一的境界。因此，中国人讲穷理，虽然于《荀子》、《墨子》、《公孙龙子》、《易经》等典籍中也表现出一些外向思维的倾向，体现出一些探求物理的特征，但由于先哲将人生的意义定位于“自身精神境界”的成就，因此，这些人的穷理最终仍然归于“尽性以至于命”。虽有惠施（与公孙龙子同为“名”家人物）对外物的探求，却被庄子批评为“迷于万物而不反”。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科学思维薄弱的原因（关于这一问题，我仍然坚持逻辑思维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有些事物之间有因果的逻辑联系，但并非一定就是决定性的关系，即有些事物有其因未必有其果。所以，完全根据了中国古人的这些特征或表现，就断定“中国古人科学思维薄弱”是没有说服力的）。情感体验中国人很注重情感体验层次上的意象思维，个人的情感需要、评价和态度在思维和处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使用。由于过分重视情感因素和心灵体验，导致中国人在思维上缺乏概念的明晰性和确定性，没有形成形式化和公理化的思维传统。在个人心灵体验中直接把握事物的意义，或从具体感受中抽象出一般原则，使中国人很自然地将主观情感投射到自然万物之中，使自然万物皆具有人的特点。它不但表现在哲学家认识外物的态度上，如曾点之乐，庄子的鱼之乐，还体现在文学家的创作主题上，如杜甫的“感时花溅泪”，关汉卿的“六月飞雪”，以及曹雪芹的“木石姻缘”。此外，中国人认为山川树木皆有灵气，封禅、祭河也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明心见性这是禅宗的思维或成佛方式。自南北朝时竺道生首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之说，佛性便被从神圣的彼岸拉回到每个人的心里。因此，慧能说“佛向心头做，莫向心外求”。所谓“明心见性”，就是明白自家的“本心”，见到自家的“本性”。这个心就是菩提心，这个“性”就是佛性。能否成佛，关键在于能否悟“本心”“本性”的真面目，悟到这个真面目，即使普通人也能成佛，悟不到这个道理，即使佛也变成了普通人。佛与凡夫本无差别，只在“迷”、“悟”之间。渐悟思维渐悟思维贯穿于中国古代各家思想之中。它的特点在于主体从思维的对象和内容方面作好必要的准备，经过某种契机的引发，突然认识到事物的全体和真相。认识到事物的真相或全体，在道家称为“悟道”；在儒家称为“豁然贯通”；在佛教称为“成佛。”在儒家，最明显地体现在程颐的“脱然贯通”和朱熹的“豁然贯通”说。他们认为，只有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在“用力之久”的工夫中达到“豁然贯通”。故荀子对渐悟总结道：“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灵也，思之极也。”在佛教，渐悟又名“因缘见性”。认为人们只有通过积德修道的助缘，才能见性成佛。最著名的是神秀的渐悟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混沌思维混沌思维最明显的表现是，认为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说、也无法说的。为此，儒、释、道三家皆将对世界的最终认识当作个人的直觉体验。这是一种“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境界。为此，庄子曾举出了有趣的“浑沌凿窍”的故事。“南海的帝王叫倏，北海的帝王叫忽；中央之国的帝王叫浑沌，倏、忽经常到浑沌那里游玩，浑沌对他们很好。倏、忽想报答浑沌的友善。商量说：“人都有七窍用来视听，用来呼息、吃饭，浑沌却没有，咱们给他凿个吧！”两人于是每天凿了一窍，凿了七天，七窍全俱，而浑沌却死了。混沌思维的结果就是认识到“万物一体”。这不但是一种认识的结果，还是人格提升的一种精神境界。无论儒、释、道观点上如何相异，但他们的最终境界都是一致的。如庄子的“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程颢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僧肇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等等。躬身践履中国人学习的目的在于成就高尚的人格，而高尚的人格不是通过知识积累所能达到的。因此，伴随成德的学问，自然形成一种切身践履圣人之言的思维。它具体表现在如何通过将圣人之教与自己的言行结合起来，最终成圣成贤。故《大学》在列了三纲领、八条目之后，直接道出“一是皆以身为本”。只有个体通过躬身实践，才能成为圣贤，受人尊敬。否则，便会被人斥为赵括马谡之流，不悟“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当然，无论儒家、佛教和道家，所强调的躬身践履都与西方的科学实验是两回事。中国古人的躬身践履是对圣人之言的信仰和执行，在这里不存在怀疑，只存在印证。如果你印证不了，那说明你自身有问题，决不能在圣人之言上找毛病。其目的便是达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格物致知中国宋明理学的认识方法，最早见于《大学》，是八条目中两条目。有理学派和心学派两种解释。理学派以程颐、朱熹的观点为代表，他们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的道理，包括事物的自然规律和道德原则；而“致知”则是利用类推的方法，将已得之理推广到万事万物之上。其具体方法在于读书讨论，应接事物和到具体事物中去发现。等到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豁然贯通，达到万物之理为一的境界。心学派以陆九渊、王阳明的观点为代表。他们认为“心即理”，“格物”就是正心，认识本心，使心始终不离正道。至于外物如何，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致知”则是将内心中的道德原则即良知推广于万事万物之上，使万物皆具有吾心之良知。但是，无论程朱，还是陆王，最终都归于明了心中的本性，即道德本然，以达到儒家的“圣贤境界。”反求诸己中国人认为学问的目的不在于认识外物，而在于成就自身，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因此，“反求诸己”，观察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最高人生价值的标准，便成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之一。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说：“反躬自问，正义不在我，纵是卑贱之人，我也不去恐吓他；反躬自问，正义在我，虽千军万马，我也不畏惧。”荀子也说：“君子每天要做三次反思，便可达到聪睿智达，行为无过。”那么，所谓的反思、反躬自问是思什么、问什么呢？简言之，就是反问自己的良心。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时，问问自己的良心，如果心安则为之，如果心不安而为之，则失去了反思的意义。反思的目的就是要成就自身，成就自身的德行，而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通过自我反思，觉悟到道德原则乃我本然所有，自觉地依照道德原则而行，就叫“悟”。相反，不悟自己的本性，单纯追求知识的积累，则被批评为“迷于万物而不反”。顿悟思维禅宗六祖慧能提出的独特的悟道之方。它反对一切知识积累、只凭一介清明之心，单刀直入，直探至理真源，达到成佛的境界。但禅宗的顿悟亦不是完全无可捉摸的，它也有引导入悟的方法。一是疑念法，即通过提出问题，唤起疑念，久思不通，突然有得，求得觉悟。如：“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曰：窗前柏树子。”二是暗示法，即通过暗示而不直接给出答案，启发人去尽心求解。如：禅宗中的“断指悟道。”三是遮掩法，即烘云托月，如慧能点悟神会（据《坛经·行由品第一》，我以为或应为“惠明”）时曾说：“不思善，不思恶，还我明上座本来面目。”言下神会恍然大悟。超佛越祖禅宗思维方式，它否定了彼岸的神圣偶像，靠自身的信念和觉悟，就能在现实生活中，在自己的心中，实现精神超越。这种境界既不脱离现实却又超越了现实，既不脱离自我却又超越了自我，是一种不同于其他宗教的超越。正如禅宗语录所言，“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种境界只有自己才能感受到和享受到。这种思维方式排除了彼岸与此岸的差别，取消了彼岸的偶像，在自己有限的存在中实现了无限和永恒。察己知人《吕氏春秋·察今》：“察己可以知人，察今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也。”因此，人应该体认内在的自然本性，而不在于辨别外在的事物之理。因为吾性即人性，要认识外物和别人，只需认识自己就够了。所谓内在于人的自然本性主要指共同的爱好、欲求以及理想。这些爱好、欲望和理想等，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解释。《吕氏春秋》认为人皆崇尚相同的秩序，有相似的欲望或理想；道家认为人皆有相似的崇尚自然的本性；儒家则以为人皆有相同的道德本心，皆喜欢合于理义的事情，皆希望实现“大同仁爱”的社会。所有这些相同或相似，一言以蔽之，皆因为各学派都认为人心中有一个“共识”，在这种共识下，可以推己及人、察己知人。已经流行于全世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的思想也源于此。辩证思维中国先哲善于从事物的有机联系、对立统一中认识和把握事物，具体表现在阴阳刚柔的对立、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对立统一、“和实生物”、“执两用中”的处事方法，以及“物极必反”的发展变化观。特别地，“执两用中”的处事法则形成了中国人宽厚仁和的民族特性；而“物极必反”的世界观则帮着中国人在困苦危难之中，始终对未来充满着憧憬和希望，使我们的民族从不消沉，永远处于活力和奋斗之中。安身乐命人生在世，有许多东西是超出个人的能力和欲求之外的。明知在人的能力之外而又要拼命追求，则不免陷入烦恼之中。故中国先哲从心灵上解除人的烦恼。孔子说：“尽人事，听天命。”孟子也说：“不知道它怎么来的，但它却来了的，都是命定的。”人在这些东西面前只有坦然处之，尽心尽力，至于那人力不能及处，只好任其自然了。庄子则提出，不但要承认天命，而且还要高高兴兴地接受它，顺应它，这样便能使心灵常常处在自由逍遥之中。所以他说：“通达生命的真实状况的，不去追求与生命无关之物；通达命运实情的，不去探讨人的理智无可奈何的东西。”这样才能安时处顺，无往而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