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博古个人生平及其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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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博古（此名为俄语“上帝”的音译），原名秦邦宪，1907年6月24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县中耆英里的书香世家。

1924年至1926年在家乡江苏无锡编辑《无锡评论》。

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古在入党前后即开始写作与从事编辑工作。博古与王明、张闻天等人是苏联留学期间的同学，与其他同期的同学合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26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

1930年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

1931年4月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之后又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共中央负责人。

1931年9月－1935年1月任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又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

1936年任中共中央代表，秦邦宪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同年，秦邦宪任党中央代表，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即提出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蒋介石被迫同意。秦邦宪迅速安排他营救出狱的潘梓年、章汉夫等人负责。

1938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和南方局组织部部长。

1939年1月7日，博古写了《祝新华二周年》，阐明《新华日报》的宗旨：“本报志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为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本报愿为一切受残暴的寇贼蹂躏的同胞之苦难的呼吁者描述者，本报愿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之鼓励者倡导者。”

1940年底返回延安，继续任新华通讯社社长。

1941年后，博古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为党的新闻事业和解放区新闻机构的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延安整风时期博古曾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其兼任的理论性职务和宣传阵地都被迫交出，也退出中共七大政治局。

中共七大选出的44名中央委员中，和王明排名最后两位。

1942年3月17日，博古召开全社干部大会，检查十个月的报纸，列举事实，说明“没有完成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完全在我”。总编辑杨松肺病发作入医院治疗，文艺栏发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博古太忙没有看，他也承担责任，对报纸发生的错误与问题都包在自己身上。

博古任劳任怨，勇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不作任何解释，终于抓住了“以我为主”的党报宣传的擎天柱，提出把版面改为一版是要闻，二版是国内，三版是国际，四版是副刊与专刊。

另外创办仅供内部参阅的《参考消息》（四开四版，1942年12月1日创刊，这是最早创办的《参考消息》）。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与博古召开改版座谈会，博古首先做自我批评，毛泽东最后指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的经常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的改造。我们今天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

1942年10月10日，博古在新华社拿到被围在斯大林格勒的苏联红军突破德国法西斯一百五十万侵略军的包围的消息，立即送毛泽东参阅，毛泽东11日撰写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的评论送给博古：“请看看可否作社论用?”

这是10月12日《解放日报》的社论，也是全世界最早指出二次大战转折点的评论。西方报刊，在三个月以后，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城外歼灭德国法西斯精锐部队鲍里斯兵团三十万大军，方说为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1942年9月，中央决定《解放日报》同时又是西北局机关报以后，博古撰写社论《党与党报》，首次提出党报是“党的喉舌”。

1943年夏，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调动二十万大军拟进攻延安，在准备军事反击的同时，中央决定先进行宣传反击战，7月8日头版用四号字全版发表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胡宗南等电，揭露国民党军调动情况，呼吁团结，反对内战。

报纸接连十多天报道延安三万余军民集会反对内战，报道各根据地反对内战、准备反击的活动。毛泽东接连写了《中央“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质问国民党》《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满意》的评论、社论与消息。

博古写了专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与延安三万余军民集会的头题新闻。报纸迅速、猛烈、密集的宣传弹，打得国民党不知所措，匆忙宣称“误会”“别误会”，下令撤退进攻部队。报纸起这么大的作用，在新闻史上是罕见的。

党的领导人中，博古是第一个提“毛泽东旗帜”的。

1944年2月16日，博古执笔的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并说：“办报是全党一件大事，是人民大众的一件大事，是治国的本领之一。”从此，《解放日报》被认为是一份完全的党报了。

1944年10月11日博古又写了《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的社论，提出“党报的记者是党的耳目喉舌”，为此“要用党的立场党的观点去分析问题”，“不仅反映现实，还要指导现实”，“还要有记者的品质”等等，这些话在延安是黄莺第一声，现在重读也极耐人寻味。

1945年6月，当选为七大中央委员。12月23日，博古又写了社论《从五个W说起》，这是讲解新闻写作的五个要素的经典著作，讲述了新闻写作的基本知识。

1946年2月作为中共代表去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宪章审议小组的工作。同年4月8日，从重庆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于山西兴县黑茶山。同机的遇难者还包括王若飞、叶挺、邓发。

评价

中国共产党主流史学中，认为他作为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因对第四次反围剿战役、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的失败承担领导责任，特别是对共产国际的指使完全服从，使得中共党建和红军遭受重大损失。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博古也致歉道：“给党造成这么大损失，我就是再艰苦工作，再做多少工作都弥补不了这个损失。”“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37]他的检讨非常深刻，得到与会者的谅解和赞许。

党内主流对于他在遵义会议后的贡献，包括国共和谈、新闻机构等贡献则持肯定。中共报业，包括《解放日报》的同事们对博古始终尊敬，没有因为他犯过政治错误而产生厌恶的情绪。

博古之子秦刚则表示“历史给他安排的是一个犯错误的角色”，认为他24岁刚从苏联回国，在国共内战中最险恶的局面中承担中共中央领导工作，是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

从个人性格和做事上，对于博古的评价基本持正。1936年，到达陕北的记者斯诺曾经在《西行漫记》等书中评价道，“在我所见到的中共领导人物中，博古是一位较为风度翩翩，妙趣横生的人物”，“他也是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

他身材略高于一般人，瘦骨磷响，名符其实地瘦得像根钢丝”。“他蓄短发，头顶活像一把硬刷子”。“他反应极快，和周恩来一样思想敏捷，甚至在机灵方面比周恩来更胜一筹”。“他爱打网球，也爱打扑克”。

博古遇难后，朱德每逢他的忌日，均招呼博古孩子到中南海吃饭。党内一些干部也私下称赞他“是好人，很有学问”“为人很正直，从来不搞什么阴谋诡计，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从党的需要”。

扩展资料：

纪念

1946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党校大礼堂举行干部大会，悼念被难烈士，大会推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康生、彭德怀、林伯渠、贺龙、习仲勋、徐向前、蔡畅15人为主席团成员，林伯渠主持悼念活动。

博古夫人张越霞、邓发夫人陈慧清、黄齐生孙女黄晓芬等烈士遗属参加了悼念活动。

19日，延安各界将举行公祭追悼大会和遗体安放仪式，烈士墓地选择在延安城郊王家坪北侧、清凉山下的飞机场旁，修建烈士陵园；延安《解放日报》编辑悼念“四八”被难烈士专刊。

空难后，位于重庆各报纷纷刊登新华社的电讯，报道了王若飞等人空难的消息。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联合具名的《讣告》，正式向社会各界报告王若飞等遇难的消息。

一时间，重庆中共代表团驻地轮流招待应接不暇的吊唁者。4月19日上午9时，重庆各界追悼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诸先生大会在重庆青年馆举行，大会由李公朴主持，张澜主祭。

“    秦公博古，南方之强，守正不阿，寡默深藏，为民请命，锐不可挡，言室满室，言堂满堂。”                                                           —— 郭沫若于4月19日重庆中华路青年馆追悼会致悼文  

1957年，中共中央从党费中拨出100多万元，将延安东关机场的陵园迁至王家坪。1970年，王家坪因建造延安革命纪念馆，四八烈士陵园再迁至李家村。陵园北靠大山，面对延河。

主体建筑为六层石阶陵墓台，排列27位烈士墓碑，最上层为王若飞、博古、叶挺、项英、邓发、张浩、关向应、郑耀南墓碑。1992年，又建纪念塔祭。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博古